编者的话：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家伊默瓦尔在《如何隐藏一个帝国：大美利坚史》一书中直言：“美国帝国主义从未真正终结。”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其实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已存在的政治话语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产物。随着国力增强与扩张野心膨胀，美国的扩张路径从陆地边疆延伸至海外边疆，其扩张方式从直接占领领土转变为通过条约、规则和市场获取利益，其干涉手段也从寻求道义包装日益走向更加直接、赤裸裸的暴力。在本系列报道的第二篇，我们将追溯美国从“天定命运”到“帝国梦”的思想脉络，探寻这一扩张逻辑背后的历史基因。

“门罗主义”和“天定使命”的合流

回望过去200余年，美国“新帝国主义”扩张逻辑的历史根源在于两种政治话语的合流：一种是“门罗主义”所代表的地区排他性，另一种是“天定使命”所代表的道德使命感。

“美洲大陆……今后不应再被欧洲列强视为殖民扩张对象。”1823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这样宣告。由此，“门罗主义”政策基本确立，“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号被提出。这番讲话还勾勒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一种由美国主导的新大陆秩序。不过，彼时的美国还不是军事强国，这种愿景也没被视作明确的行动宣言。

但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门罗主义”的内涵也在被重新解释。1904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宣称当拉美国家出现“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情况时，美国有权行使“国际警察”权力进行武装干涉。2025年，特朗普政府又提出“特朗普推论”，将拉美界定为美国“核心利益专属区”。就这样，美国国力上升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演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其代表的政策也从“排欧”升级为“排他”，为美国在西半球充当仲裁者的自我授权留出余地。

“天定使命”话语的形成与“门罗主义”话语并行。19世纪40年代，处于美英“共同占领”状态的俄勒冈地区迎来移民潮，美国定居者数量迅速上升，相对于英国居民形成明显优势，当时就出现将俄勒冈纳入美国联邦的主张。1844年，民主党的波尔克以“重新合并得克萨斯（原属墨西哥，1845年12月并入美国联邦）和重新占领俄勒冈”为竞选纲领赢得总统大选。

第二年夏天，民主党喉舌杂志与党派报纸编辑约翰·奥沙利文首次在一篇文章中写下“天定使命”这一说法，阐释了吞并得克萨斯的合理性及美国扩张的不可避免性，认为美国人口扩张的历史进程是对抗欧洲干涉的根本方法。后来，在讨论俄勒冈问题时，奥沙利文再次强调“天定使命”，这一主张开始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民主党人将其高举为政治旗帜，频繁地用于俄勒冈问题的辩论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与环太平洋地区研究所研究员吴小凡表示：“‘天定使命’以一种道德化、历史化的修辞，将西进拓殖、领土兼并与移民推进包装为‘自由与文明的自然外溢’，使利益算计与暴力冲突在叙事层面显得像是‘历史必然’。”

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的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美国“帝国梦”逐渐成形。吴小凡告诉记者，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标志着美国扩张的国家化与战争化，美国通过武力实现了从事实占据到法理兼并的跨越，并将“天定使命”固化为国内动员的合法性叙事。19世纪末，随着西进运动接近尾声，美国从拓展大陆边疆转向拓展海外边疆，如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不仅攫取了海外领地与基地体系，更推动了帝国形态的转型。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外扩张开始与贸易、金融相结合，“门户开放”政策应运而生，标志着帝国运作不总以直接占领为手段，也可在条约、规则与市场机会中实现。

二战后，美国在更大尺度上构筑起全球性帝国形态。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在于美国国力的增长，更在于其战略方向的转变。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告别孤立主义传统，转而以同盟体系、国际组织和遍布全球的军事据点深度介入并塑造世界秩序，由此把对外介入从非常态选择转化为长期战略。

进入冷战时期，“门罗主义”和“天定使命”在遏制叙事中合流，共同将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重新解释为所谓的“大国责任”。冷战结束后，美国将自身视为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世界的出现标志着美国霸权的开端，美国主流媒体也将这一历史节点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黎明”。这一时期，美国把扩张进一步秩序化，将自身利益设置为所谓“规则”，通过制度输出、市场整合与联盟扩展维系主导权。上世纪90年代，面对日本与欧盟在贸易、产业与技术层面的竞争，美国以市场准入、产业标准与报复性关税等工具对盟友施压，揭示了美国所强调的“秩序”更像维护相对优势的再分配机制。

随着“9·11”事件后反恐战争的展开，美国“帝国梦”得到强化。在美国国内，伊拉克战争（2003年至2011年）不仅被视为一场军事行动，更被部分政治与军事评论定义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试金石”。这种论调背后透露出一种历史自负：美国不再只是全球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是全球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者。

从罗马帝国到美国，将无休止的战争包装为“防御需要”

在采取一系列帝国主义霸权行径的过程中，美国精英阶层对其进行了精密的“理论包装”和“自我辩护”。

任何帝国发动扩张战争都需要某种正当性话语，其中最常见的便是“防御性战争论”。1919年，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帝国主义的社会学》中这样描述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逻辑：“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角落，不被宣称有某种利益正遭受威胁或攻击。这利益若不属于罗马帝国自身，那便是其盟友的；若没有盟友，便会发明出来盟友……战争总是被赋予合法性的光环。罗马永远在被心怀恶意的邻国攻击，永远在为生存空间而战。整个世界仿佛布满敌人，而防范其侵略意图，显然是罗马帝国的责任。”

这种将无休止的战争包装为“防御需要”的思维，并未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2002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确立了多项核心原则，包括维持美国无可匹敌的全球军事优势、准备在全球任何地方对被视为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国家或力量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等。对此，美国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曾直言：“这一战略呼唤的是21世纪的美国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接受，也不应当接受。”

在官方立场上，美国将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政策目标辩解为针对一个“执意研发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流氓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从帝国主义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美国发动战争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向世界宣告：我们已准备好随心所欲地动用自身力量。

“官方关于伊拉克的说法从来就站不住脚……”《亚特兰大宪政报》2002年9月的一篇评论这样写道，“如果这场战争爆发，其目的在于正式宣告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帝国登上历史舞台，独揽全球警察的权威与责任。这将是一项筹划十余年的计划的顶点——由那些坚信美国必须抓住机遇实现全球统治的人推动，哪怕美国真的因此成为所谓‘美国帝国主义者’。罗马从不满足于遏制，它选择征服。我们亦应如此。”

在美国，还存在一系列为帝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论调。如“单极稳定论”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霸权下的单极体系最有利于世界稳定。再比如“失败国家论”认为所谓“失败国家”内部动乱、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必须通过“帝国主义政策”对其进行“改造”。

吴小凡认为，上述这些理论将“绝对权力”等同于“秩序”，却选择性忽视霸权扩张给全球带来的不安与风险。美国通过人权理论赋予自身干涉他国的“道德特许证”，却在盟友侵犯人权时选择性失明；美国借助“先发制人”来模糊防御与侵略的法律边界，让武力使用变得随意，给全球和平与稳定带来破坏；美国还通过所谓“民主和平论”将国际政治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敌我阵营，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抗性与分裂风险。在实践中，美国不断通过操弄“规则”与“例外”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国际法符合美国私利时，它就化身“规则的卫道士”；而当国际准则对其构成制约时，它又利用“例外”跳出框架进行单边行动。

“新MAGA帝国主义”的现实土壤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战略姿态出现了明显右转，但这种转向并非向孤立主义倾斜，反而在一些领域展现出更赤裸裸、更具竞争性的霸权策略。特朗普上台时宣扬“美国优先”，看似强调去全球化与主权回归，但现实政策却在多层面推动了一种更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新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帝国主义”。它的表现包括美国针对那些尚未完全受其主导或被视为承担过多负担的国际组织发动攻击——如联合国、北约等。此外，贸易关系不再被视为互利，而完全作为基于国家实力的交易手段。

谈及当下美国“新帝国主义”的现实土壤，吴小凡表示，“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单极霸权的相对衰落与其国内社会撕裂叠加的产物。全球化收益与成本在其国内分配不均衡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地区差距扩大，该趋势与身份政治的碰撞推动了政治光谱的整体右移，使“美国优先”在选举动员与政策设计中获得更高权重。在此背景下，华盛顿精英阶层对盟友体系的投入意愿下降，转而以关税、制裁、产业政策与技术管制等手段，将外部竞争重新描绘为国家安全问题，以此维护相对优势。移民议题在这一结构中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动员本土主义、制造对立的工具。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美国霸权进入“规则与例外”切换的极端期，对内表现为通过排外缓解衰落焦虑，对外则以主权绝对化为借口践踏国际公约。

下期预告： 美国肆无忌惮推行“新帝国主义”，试图逆历史潮流而动，面临难以调和的内外矛盾与日益强烈的反弹。该行径不仅损害自身根基，也给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带来深重危害。在“美国‘新帝国主义’画像”系列的最后一篇报道中，我们将为读者揭示美国“新帝国主义”如何祸及全球，又将遭受怎样的困局与代价。